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1967届学生，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太原四机部785厂（国营大众机械厂）。1979年考入原北方交大电子工程系计算机应用专业研究生，198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，2009年退休，在北京交大学习工作了整整三十年。

我见证了北京交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由弱变强、由小变大，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在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中，北京交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结果为A-，和中科大、北理工、武汉大学、西安交大等名校并列了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计算机学科最初只有计算机应用一个硕士点，后来增加了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点，并进一步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。在此基础上，先后获得了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点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点，最后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。招生人数从最初的5名硕士生增加到在读博士生近百名、硕士生四百多名。特别令人欣慰的是2015年后计算机科学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%，是全校进入ESI前1%的三个学科之一。2020年11月又成为金沙8888js官方第一个进入世界前100名的ESI学科。

计算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：九十年代初，我刚担任系科研副主任，系里经济十分困难，年终总结、团拜活动没钱，我自己从科研经费中赞助150元，其他老师也纷纷出手赞助，有的100元、有的50元，这才凑够了年末活动经费。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，可当时情况确实如此窘迫。对比如今计算机学科经费充足，青年人才辈出，真是感慨万千、浮想联翩。

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，一个学科的强大不仅仅是领导、学科带头人、教授们的贡献，是全体人员（教师、教辅、行政）和谐、协同努力奋斗的结果，虽然每个人的贡献有大小。当年我主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点的申报、建设工作，博士点获得批准后，学校奖励10万元，申报前学校计划奖励5万，学院承诺奖励5万，学校奖励10万后，学院想取消5万奖励。我极力说服院领导，要求兑现承诺。我申诉的理由是，这不是奖励学科带头人和几个教授，是要奖励全体人员，我一定会把发放清单上呈学院审查。我把I5万元分配给在册的全系人员，也发给调离系不久、近期退休的教职工。虽然钱数不多，有的人仅一二百元，但是这样做，对凝聚人心肯定有效果，并将增强每个员工的责任感。

伴随学科的强大，北京交大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和环境，自己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曾任教育部高校计算机及应用数学指导组成员；1991年被评为北京交大“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”；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；1997年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；1999年获铁道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；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在北京交大工作期间出版学术专著1本，教材2本，科普著作5本，译著3本。我培养了25名博士，毕业的博士大部分已是教授、研究员，有的已是北京市杰出青年、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。

纵观几十年，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事业成功，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：

1.时代机遇

首先，国家稳定是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保证条件。没有这一点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就像文革动乱时期，停办高等教育，你再聪明上不了大学，你再努力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你再有才华却无处施展。其次，国家的繁荣富强、好的科研方针政策是出人才、出成果的强烈催化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批优秀科学家回国；改革开放后，人才和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就是很好的证明。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，党和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，相信每一位有志者都更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，同时也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2.大师引领

大师引领是年轻学子快速成长的关键和必要条件，起码能少走弯路、加速和提升成果水平。在我科研生涯的初期，参加了袁保宗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，该项目由交大主持，清华、上海交大参加，共6个子项目，我负责其中之一。在项目的三年研发期间，我经历了一个科研项目的完整研发过程，目睹了袁老师如何写申请书、如何进行系统设计和实现、如何进行项目结题（包括写文档、开发演示系统等），最后如何进行成果申报、鉴定。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案例教学和实践课，像一个外科实习大夫，观摩老师做手术，自己还动手做了次手术。这段经历袁老师面命耳提，他的创新思维、严谨作风、对科学的热爱深刻影响着我，使我终生受益。

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，在中科大求学期间大师们对我的影响。六十年代我考入中科大时，严济慈、华罗庚、钱学森、郭永怀等一批著名科学家云集中科大。大师们每周给本科生上四学时基础课。我有幸听过严济慈两年半的大学物理、华罗庚一年的复变函数、关肇直院士三年的高等数学教程、林群院士一年的泛函分析。细细思忱，听大师的课不仅仅是学到了一门课的知识，他们的治学态度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，潜移默化，甚至融化在骨髓中。六十年来，严济慈在课堂上的教诲“探索未知，创新是做学问的核心”始终刻在我脑海中。我虽然是数学系学生，但是严济慈是我最崇敬的科学家。严老的两年半物理课，每周两次，每次从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半甚至一点，但是学生们从不厌恶拖堂，也丝毫没有感到拖堂，听严老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。

严老对学生平易近人、诲人不倦，有一次我有个物理概念及其内涵问题，辅导老师的解答不能释疑解惑，我写了个条，胆怯怯地给了严老，希望他上课时解释一下。结果第二次课，严老给了我工工整整书写的一页笔记本纸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，感人之深，令人动容。

在交大的教学生涯中我时刻以严老为标杆。给研究生上课，虽然年年都讲，但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每次都认真准备，补充新内容，因此教学效果较好，受到学生欢迎，早上八点上课，有的学生七点多就拿书本来占位置，看到这一现象，我心里感到满足和愉悦。人民邮电出版社来系办书展，听研究生说我课讲得好，特地约我将讲稿整理成“UNIX应用教程”，作为二十一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出版。

3.贵人相助

这里贵人的含义是广义的，含指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。爱人和导师通常是贵人，不言而喻。八十年代系总支书记刘庆东政治上培养我入了党，生活上把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具体化，在当时解决两地分居不易的情况下，积极努力把我爱人和两个女儿调到北京，让我从心底里感激他。此外袁保宗、简水生老师的关心和提携对我的成长也是功不可没。

我的导师张全寿老师在我科研起步时，给过我极大的帮助，比如推荐我参加袁保宗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，推荐我参加铁道部的信息化工程，这些科研经历都使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，有助于快速成长。我留校工作不久，时任系副主任的施雨农老师就推荐我参加EPT考试（国家出国英语水平测试，类似托福），因此1983年我就获得了出国进修资格。回忆起来，施雨农老师真是用心良苦，报名时正值暑假，我在太原探亲，施老师没通知我这事，“擅自”将我宿舍抽屉撬开，好容易找到一张发黄的一寸照片报上了名，等我回校时，直接通知我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。在美国进修两年，了解了国际前沿，开阔了视野等于是在国外一流大学被培养了一段时间，使我在学术、科研方面上了一个台阶。

4.个人努力

每个人不用太在意自己的智商高低，其实除个别天才外，人的智商没有很大差异，唯有努力才是事业有成的决定性因素。

在太原785厂我在生产车间三班倒当车工四年多，当时生活很苦，一个月三两油，一天三两菜，棒子面都吃不上，尽吃红高粱面。有一段时间情绪低落，心情很沮丧。可是我没有长期气馁、消沉，而是很快振作起来。业余时间学英语，翻译出版了一本科技著作。因此改革开放后，一有考研、出国考试机会，我就能顺利地过关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机会，只要抓住几个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、抱负。但是机会永远只青睐锲而不舍的人。

最后，我最想说的是红果园的沃土滋养了我，红果园的园丁培育了我，红果园的管理员、员工支持了我。我能有今天的一点成绩，离不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在此要说声“谢谢！”我为我是交大人自豪，祝愿北京交大越办越好，百尺竿头，更上一层楼。